陶公性檢厲,勤於事。作荊州時,敕船官悉錄鋸木屑,不限多少,鹹不解此意。後正會,值積雪始晴,聽事前除雪後猶濕,於是悉用木屑覆之,都無所妨。官用竹皆令錄厚頭,積之如山。後桓宣武伐蜀,裝船,悉以作釘。又雲:嘗發所在竹篙,有壹官長連根取之,仍當足,乃超兩階用之。
蔡洪赴洛,洛中人問曰:“幕府初開,群公辟命,求英奇於仄陋,采賢俊於巖穴。君吳楚之士,亡國之余,有何異才,而應斯舉?”蔡答曰:“夜光之珠,不必出於孟津之河;盈握之璧,不必采於昆侖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,文王生於西羌,聖賢所出,何必常處。昔武王伐紂,遷頑民於洛邑,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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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曰:“素隐行怪,后世有述焉,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,半涂而废,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,遁世不见知而不悔,唯圣者能之。”
桓公讀高士傳,至於陵仲子,便擲去曰:“誰能作此溪刻自處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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